漫漫客家路

林光華

 

「還我客家話」大遊行,在當年是國民黨不願看到的動作,雖然解除戒嚴,警總帶給百姓的餘悸猶存,且當局仍高度存在戒嚴心態。因此,時任公職的客家高官,皆奉命對發起或串連遊行的好友施壓、遊說,甚至摸頭利誘,無所不用其極。

在那種時空氣氛下,串連推動十分不易,那時候的公開演講,經常受到警總為首的情治單位干預、阻擾,包括申請不到場地,便衣環伺錄影、錄音,甚至抄遍停車場車號(含機車),管控警告威嚇民眾。

第一場演講是突破禁忌的關鍵,由於林一雄社長任教於金華國中,借到禮堂室內演講不必申請,雖然只有大約兩百人參加,但我們深深的感動,這在當年真的鼓舞了我們的決心。

接著我們到桃竹苗、中部、南部各地分頭進行,場面不大,人數也不多,但就像當年的「黨外雜誌」一樣,愈禁看的人愈多,發酵很快一如預期,這也是客家人可以觀察研究的韌性。12月15日義民廟二百週年慶典,我藉籌備報告時,呼籲客家鄉親「兩百年前祖先為捍衛鄉土犧牲在所不惜,今天我們感恩義民爺,也要學習祖先精神,以現代義民軍自居,捍衛客家話以及客家文化的傳承發揚」,邀請參與大遊行。

在大家的努力下,1988年12月28日在義民爺的黑令旗帶領下,戴上口罩的國父孫中山先生銅像(諷刺廣電惡法,即使國父活在當下,上電視也不能講母語客家話)象徵性擔任總領隊,浩浩蕩蕩從國父紀念館由羅肇錦代表向國父致報告詞後出發,目標包含總統府、立法院及行政院(其中部分路線遭強迫取消),愈走人愈多,很多臨時觀望的客家鄉親也都邁出珍貴的第一步,沿途我們大聲用客家話吶喊口號,聲聲句句叫醒了隱形人。抵達立法院,警察已佈了鐵絲網陣,行政院只准我們十人代表前去,且只有安排新聞局鐘正宏副局長接見,我在立法院演講時提到:「今天我們號稱台灣有四、五百萬客家人,但實際會講客家話的不到兩百萬人,語言的流失非常嚴重,其原因有三,其一,政府的政策法令不對,推動共通的國語,我們非常贊成,但因推動國語而打壓甚至要消滅各族群母語,是大錯特錯的政策,因為各族群母語,不僅是各該族群的表徵,而且各有特色、各擅勝場,集合多元優美的族群文化,正可以豐富國家整體文化的內涵,廣電法二十條限制母語、消滅母語文化的但書條款就是扼殺母語的元凶。其二,國民黨許多當朝大官也是客家人,他們如果稍微關心,開開金口一定勝過我們今天萬人辛苦遊行,但他們不願或不敢,因為官位權利而噤聲,從我們走過的台北街頭,市長吳伯雄先生是桃園客家人,立法院接受我們抗議的劉闊才院長是苗栗客家人,行政院應付我們的新聞局羅副局長也是一口流利四縣話的客家人。其三,最重要的是我們這一代的每一位客家人,常聽其他族群讚美客家人具語言天才,不幸的是客家人嫁娶對象如為閩南人,子女多講閩南話,對象為外省人,子女全講國語,對象如為外國人或原住民,也都變了樣,最慘的是對象同樣是客家人,子女不會講客家話的比例也漸漸升高,我們自己要檢討,做阿公、阿婆的教孫輩,做父母的教子女,大家不忘本,才能保住客家話,才有客家文化。」

二十年過去了,我們做了哪些?爭取到什麼?凡走過必留下痕跡,這些經驗是否累積?我們還要什麼?謹就個人經歷提出拙見:

在爭取媒體公平使用方面,我們在立法院「刪除了廣電法第二十條的限制條款」,從配合張俊宏立委地下電台「客家節目」播出,到成功爭取新聞局釋出合法的「寶島客家電台」頻道,以及「民視」無線電視頻道、「客家廣電基金」,最後阿扁兌現政見,成立了全球目前唯一全天客語播音的「客家電視台」。

當然,當局曾以台視製播半小時「鄉親鄉情」回應我們發起遊行,希望我們不上街頭。但是當大遊行展現客家心聲,各電視台(包括公視)開始重視,紛紛製播客家節目。隨後在立法院通過「有線電視法」,也或多或少補強無線電視對客家文化不足之處。

在教育方面,我們爭取到教育部核准各大學設立「客家學院」、「客家研究所」,在小學藉鄉土教學非正規的實施「母語教學」,這對「培養師資」鼓勵研究助益甚大,之前只有客家雜誌社每年舉辦「客家夏令營」才有的「師資培訓班」,以及藉由授課老師提供的講義轉化為教材。

在「交通運輸工具及場站使用客語播音」,台鐵及已通車的高鐵皆有錄音同步播出,臨時狀況播出客語,則只有桃、竹、苗了。阿扁在市長任內也讓台北捷運同步播客語。至於天上飛的,國民黨執政時,我說服長榮播客語(這是普天下最早有客家話的飛機),華航當時的老芋仔就是不播,但民進黨執政後,華航播客語,長榮不播了,如今,政黨再輪替,通通不播了,納悶啊!為什麼?

在硬體建設方面,阿扁市長任內成立「客家藝文中心」,把原大安區公所舊址整修為「客家文化會館」,任總統時核建南北各一「客家園區」,蘇貞昌也在台北縣成立「客家園區」,透過客委會的協助,各縣市也規劃若干與客家有關的文史資料館。

政治方面,透過客家雜誌的不斷呼籲,以及召開「公聽會」的敦促,成功的讓總統及北高市長的參選人公開發表「客家政策白皮書」,並承諾當選後兌現客家政見。因此促成「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客家電視台」、「客家園區」…北高副市長及許多主管由客家人出任,各縣市也有客家局、處或相關單位設置。

法律方面,我們認真討論過「語言平等法」,也試圖推動像新加坡模式的「英語、華語、馬來語、印度話」國家語言政策,至少把「客家語」、「閩南話」與共通的所謂「國語」並列為國家語言,但原住民語族眾多,且差異甚巨,經常被獨鍾「國語」的多數黨排斥,目前客委會主推的「客家基本法」恐怕也有所爭議而難有斬獲。

當我返回新竹任縣長及後來出掌省府時,在我率先推動的「農業轉型」及「文化傳薪」方面,我深刻體認到「客家文化」是可以活用活現的。在配合義民廟舉辦的「2000年全球客家文化節」,我標榜文化、信仰、產業、觀光、科技大結合,一個「整體包裝行銷」的策略,成功的行銷了「客來新竹」。讓新竹縣在上一波競爭力掄元,國民所得高居全國第二(僅次於台北),失業率全國最低。新埔柿餅可以從年銷300萬產值,提升到1億5千萬,北埔可以因椪風節的舉辦成為北台灣第一的休閒勝地。

生活就是文化,因生活連結的文化最真實,試著思索一下,到義民廟感恩義民爺,可以在新埔嚐到柿餅、柑橘、客家粄條、仙草土雞…,又可造訪九芎湖、箭竹窩…,轉到內灣小鎮溜達,再進尖石洗溫泉,甜柿、水蜜桃…,竹東天穿日山歌大賽,金廣福喝椪風茶,試客家擂茶、美食…十二寮踏青採桶柑,那邊有東方美人茶、看桐花季…,北二高路過芎林可以帶又粉又好吃的桃太郎蕃茄…,何處不是客家?何處不是文化?適時休閒欣賞,這人生多麼愜意。結合行銷產業,在景氣低迷的此際,說不定小兵立大功呢!

漫漫客家路…細細品味、思考、再出發…

 

 

 

 

 

 

 

 

 

 

 

 

 

 

 

風起雲湧的客家運動  林一雄

一、        義民廟與美國賓州蓋茲堡古戰場

承蒙林光華前省主席邀請座談有關義民廟220週年暨還我母語運動20週年等籌設事宜,來到客家先賢犧牲安葬之聖地,使我連想美國南北戰爭時期之林肯總統為犧牲奉獻的陣亡將士在蓋茲堡(Gettysburg address 1863年11月19日)之眼說詞其中之段落:

 

“The brave men, living and dead, who struggled here have consecrecrated it, the world will little note nor longer remember what we say here. It is for us to be here dedicated to the great remaining before us…”

 

大意說:「勇敢的人,倖存者和亡者,他們在這裡犧牲奉獻,這個世界將不再注意也不會記住我們說什麼,但絕不會忘記他們的奉獻,在這裡留給倖存者奉獻偉大未完成之任務…」義民廟沒有偉大流傳後世的演說詞只有靜靜躺在黃土下護土護民的英魂,義民爺之犧牲足足早了蓋茲堡73年。

二、        還我母語運動始末

1979年世界人權日發生美麗島事件,國民黨長期壟斷媒體包括三家無線電視台、廣播電台、平面媒體(中央、中華、新生、中時、聯合…等報)等等。有良知之知識份子紛紛發行政論性之雜誌以批判執政者之弊端。有先前之大學雜誌、自由中國、美麗島、80年代、前進、政治家…等等,時而被抄被禁被沒收是家常便飯,不勝繁舉。值此百家爭鳴,鼓吹民主改革之聲音,客家人不可缺席。我們一群關心客家人權益的志同道合者發起出版一份為客家人發聲爭取權益的雜誌,因此在1987年10月25日「客家風雲雜誌」創刊號誕生,發行人胡鴻仁,社長梁景峯,副社長林一雄、邱榮舉,總編輯陳文和,總經理魏廷昱,副總經理黃安滄,客家研究中心主任戴興民等。

 

        1987年蔣經國總統電視上發表元旦文告,除了北京話(江浙口音)及福佬話(對誦)獨缺客家話,一群有識之士,以客家風雲雜誌為主軸,集合各眾人士成立客家權益促進會,深感客家人被漠視,尊嚴被打壓,同樣服兵役納稅應有(deserve)同樣的權益,本來是以「客家話上電視」為訴求,後以兼顧其他族群保護方言改為「還我母語」為主軸。南北串連各地辦演講會,遊行前先在台北市中正國中辦理六堆之夜暖身盛況空前,12月28日我因擔任民進黨台北市執行委員,大部分宣傳車由我調撥,當時名譽總領隊名譽上是戴口罩的「國父」,實際上是由省府委員林保仁擔任,難能可貴國民黨籍也當街遊行被視為一種叛逆,是種禁忌。總領隊是邱榮舉,總指揮是傅文政,副總指揮林一雄、林豐喜,總連絡林光華,祭拜國父的祭文是由羅肇錦擔任。全台參加鄉親近萬人,沿途喊「和平、奮鬥、救客家」、「修改廣電法」為口號,浩浩蕩蕩往總統府前進,然經有心的政治人士協調不幸經中國民黨黨部轉往立法院而和平落幕。

三、        後語

故鄉的語言是最美麗的,戰後1946年父親從中國大陸隨邱念台先生由廣東赴重慶經上海乘復員機回台,隨即全家從純樸的竹東二重埔搬遷暫住台北火車站前勵誌社(日本時海軍招待所,叫昭南閣),現改建為天成飯店,當時台北火車站前滿是等待被遣返日本的日本人。

 

我嘛!小學四年級只會講日本話與客家話,進入台北女師附小,同學大都是達官顯要的子女,學習北京話到現在還是感覺到是一種夢饜,台灣的方言經過幾年的打壓,尤其是宋楚瑜擔任新聞局長時,雖然李登輝與吳伯雄擔任台北市長然而對客家人一點兒建樹都沒有,與陳水扁擔任台北市長與總統時嘉惠客家不可同日而語。還我母語運動時新聞局長是邵玉銘,台灣省新聞處長是客家人羅森棟,只是象徵性的給了一個30分鐘台視的鄉親鄉情節目,還我母語運動後經過漫長的20年,所有公共場所都需要播放客家話,客家人不再是隱形人,可以大聲講我是客家人,應該要感謝犧牲奉獻者,包括逝世者及現在還在打拼的倖存者。

 

 

 

 

 

 

 

 

 

 

 

 

 

 

 

 

 

 

客家運動之回顧與展望       陳石山

客家人士自1988年12月28日舉辦空前盛大的「還我母語大遊行」,提出三大訴求受到政府重視及民間之覺醒後,更因中央、地方選舉之影響,各政黨於競選時先後提出「客家政策白皮書」,企圖拉攏客家,期待獲得客家選民之認同與支持以達勝選目的,使得客家人士不再為爭取權益而辛苦走上街頭,值得慶幸。

回顧1988年12月28日還我母語運動迄今已歷20寒暑,所造成的客家文化復興運動,將之分析歸納為「客家文化復興運動六階段」,茲分述如次:

1、1987年10月25日「客家風雲雜誌」創刊、1988年12月28日「還我母語大遊行」:1987年10月25日「客家風雲雜誌」創刊,提供客家人發表意見之平面媒體,成為凝聚客家力量之機關,其宗旨在於促請政府重視客家權益,尤其是語言、傳播媒體之保障;但政府依然故我,未作適當的回應,因此促成翌年12月28日之「還我母語萬人大遊行」。繼之由世界客屬總會理事長陳子欽率同全理、監事向當時之新聞局長邵玉銘、副局長廖正豪反映,由時任台北市北區客家會理事長劉宗明提出萬人簽名陳情書,據理力爭,邵局長即席允諾並實踐,於1989年9月4日起在三台(台視、中視、華視)之「新聞、氣象」節目中呈現客語之播出。

2、1994年中秋節「寶島客家電台」FM93.7開始播音,繼之中國廣播公司成立「客家頻道AM747」於1997年6月1日開始播音,「新客家電台FM93.5」亦於1997年初開始營運、發聲。

  3、1998年9月27日台北市長候選人馬英九提出「客家政策白皮書」、

2000年總統、副總統大選,國民黨、民進黨、暨獨立參選人宋楚瑜、

許信良均提出「客家政策白皮書」;2004年、2008年總統、副總統

大選,民進黨、國民黨均提出「客家政策白皮書」。

  4、2001年6月14日「行政院客家委員會」成立、2002年6月17日「台

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成立,嗣後高雄市、屏東縣、台北縣成

立一級專責機構;台中縣、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高雄縣、花

蓮縣、台東縣成立二級專責機構;宜蘭縣、台中市、基隆市、新竹市、

桃園縣成立任務編組;新竹縣、苗栗縣、嘉義縣、台南縣、台南市、

嘉義市則成立兼辦客家業務機制。

5、2003年7月1日「客家電視」開播。

6、2008年6月起,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積極擬具「客家基本法」草案,

先後召開多次「諮詢會議」、「座談會」、「研討會」,廣納各方意見後依

行政程序將先呈請行政院審議後送請立法院,待立法院三讀通過後成

為推動客家政策之重要法源依據。

  再回顧自1994年12月25日至1998年12月24日陳水扁任台北市長期間次第完成競選時提出之客家政策:1.首度舉辦通化街客家文化節。2.舉辦「客家發展研討會」,官方首次舉辦探討客家政策之會議。3.設立台北市客家藝文活動中心。4.設立台北市客家文化會舘。5.台北市政府捐助3000萬元成立「財團法人台北市客家文化基金會」。6.台北市捷運出現客語廣播、電梯等公共場所開始播報客語。

    馬英九於1998年12月25日至2006年12月24日擔任市長期間,亦陸續執行其於1998年9月27日競選市長時提出之「客家政策」:1.成立台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2.拔擢優秀客籍政務官。3.出版客語刊物。4.定期舉辦大型客家民俗活動及文物展覽。5.台北電台開設客語節目。然檢驗其「客家政策」執行之成果,仍有多項政策未落實執行,甚至尚有多項重大政策全未執行者。究其原因,或因馬英九政務繁忙,無暇關心客家事務,或因用人不當欠缺執行能力使然。依客觀事實,就事論事,平心而論兩相比較,在台北市長任內,馬英九執行「客家政策」之成績不如陳水扁,事證俱在。

  再看,陳水扁自2000年5月20日至2008年5月19日擔任總統期間,對其提出之「客家政策」,陸續完全實現者:1.設立行政院客家委員會,2.舉辦全國性客家文化節,3.在中央、交通、聯合、屏東科技大學設置客家學院,4.在台灣北部之銅鑼鄉、南部六堆設立「客家文化園區」,5.設置「客家電視台」,6.將「國家語言發展法」咨請立法院審議」,7.辦理「客語認證考試」:現已辦妥初級、中高級考試,參與十分踴躍。但仍有未能全部達成政策者:1.設立「客家社區學院」,2.輔導獎助成立各類客家禮俗、技藝研習班,3.設置「全國客語廣播網」。凡此種重已足以肯定陳水扁在台北市長及總統任內對「客家政策」執行之誠意,讓人懷念。

    而今,馬英九擔任總統,其於競選時提出之客家政策如下:1.客家事務預算四年倍增,2.設置「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3.建立「公事語言法」制度,4.建立「客語薪傳師」制度,5.提升客家文化的創新價值,6.設立客家特色產業發展基金,7.縣市政府建立客家事務整合機制,8.成立全國性客家電台,9.建設台灣成為全球客家文化與產業交流中心。以上九項內容,均係針對客家委員會於2001年6月14日成立,歷7年餘建立之基礎上,再度深化與廣化客委會既有之運作成效,政策內涵及方向並無不妥且具前瞻性與可行性,並無窒礙難行之處。

  展望未來,我們殷切期盼馬英九總統本諸「誠信原則」,真正關心客家,積極督促、追蹤、考核行政院客家委員會,落實執行其於競選時提出之「客家政策」,不再淪於空談。當然,「客家政策」能否落實執行,關乎全體客家族群的權益與前途,不應單純依賴政府,更需全體客家有識之士共同監督協助,始能達成相輔相乘的效果。

為達上述目標,我們誠懇期盼:

一、客家電視於96年1月1日起,即依據「無線電視事業公股處理條例」,委託公共電視辦理。目前努力之方向,應繼續提升節目品質、培育傳播人才,建構族群服務平台、落實公共服務精神,拓展國際族群文化交流;展望未來,使客家電視得以永續發展,應持續推動客家電視「公共化」、「法制化」相關重點工作。

二、政府應設置語言認證專責機構,統籌辦理國家語言認證之相關試務工作,培育各種語言人才,以提供各行各業語言人才之需。

三、政府應積極催生「國家語言發展法」、「客家基本法」制訂工作,使馬英九客家政策之推行具有法源依據,並獲保障;在法律制度面取得與其他族群平等的立足基礎;建置客語文字標準化及資料庫,促進客語文字化,建立用字標準化,增進學習客語效率。

四、行政院客家委員會成立之宗旨,既在於傳承客家語言、發揚客家文化,則應以「認同本土、心懷客家、放眼天下」為願景,秉持行政中立,廣納四海人才之包容心作為準則,戮力執行所列九項政策,則台灣成為全球客家文化與產業交流中心,當日可待。

 

 

 

 

 

 

 

 

 

 

 

 

 

 

 

 

 

 

 

 

 

 

論還我母語運動與台灣客家發展

─以客家語存續為軸線的觀察

薛雲峰*

一、        前言

1980年代台灣新興的各類型社會運動中,不乏大量客家人深度參與甚至主導的運動,例如工運或農運,但這些運動卻很難被視為純粹的「台灣客家運動」,一直要到1987年出現《客家風雲雜誌》,「台灣客家運動」才算真正起步。翌年19881228的「還我母語運動」更把這個運動推向高峰,它的一項重要特徵是客家知識份子和民間力量的高度結合。

廿年前的「還我母語運動」是典型的街頭群眾運動,它具有強烈的反體制與反政府性格。廿年來,它從單純以爭發取母語發聲權的運動主軸,逐漸把範圍延伸到政治、社會、文化、經濟和學術各層面,時至今日仍影響深遠。

站在客家族群的立場來看,1980年代以來的新興社會運動從「有客家人參與」到「以客家人為主體」的轉折中,「客家」─無疑脫穎而出的成為一個重要訴求,它不但迫使政黨及政府作出諸多回應,也使得自還我母語運動之後的台灣客家呈現多面向的發展。

不過吾人從中亦不難發現,台灣客家近廿年來的發展仍與客家語的存續緊緊相扣,或者說,要測試政府或社會是否對客家族群作出有效回應,「語言」仍是相當重要的檢驗標準。職是,本文認為「還我母語運動」仍然以不同的形式和內容持續進行中,只要客家語的存續還存有任何形式的危機。

二、        1980年代台灣新興社會運動

   戰後台灣的在國民黨的高壓統治下,一直要等到1980年代才出現各類型的社會運動,[1]蕭新煌教授從經濟力、政治力與社會力三個面向分析,認為1980年代的台灣社會是因經濟快速發展與政治權力的壤化等因素,出現民間社會與人民力量結合並壯大,以集體抗拒國民黨對社會政經資源壟斷性支配。[2]

當時出現的社會運動可說是包羅萬象,例如消費者運動、環境保護運動、勞工運動、婦女運動、校園民主運動、原住民人權運動、老兵返鄉運動、反核運動、教師人權運動、農民抗議運動、政治受刑人人權運動、以及殘障弱勢團體的請願運動等等。[3]

除了原住民人權與老兵返鄉運動之外,當時各類型的社會運動中,台灣的客家人幾乎可說是無役不與,其中深受矚目且影響深遠的當推婦女運動、勞工運動以及農民運動等,客家人不但大量動員參與甚至還扮演領頭羊的角色。[4]

例如,台灣的婦女運動始於呂秀蓮在1970年代提出的「新女性主義」主張,她認為墮胎應合法化也要檢討《民法》中對女性的各種歧視。呂秀蓮的祖先來自福建漳州南靖的書洋,她曾多次公開表示自已具有客家血統。[5]1980年代是台灣婦女運動的高峰期,延續呂秀蓮修改《民法》訴求的最知名婦運先驅,當屬台大外文系教授劉毓秀,她是苗栗客家人,擔任過女性學會會長,她是詩人也執筆主篇《台灣婦女處境白皮書》;為了抗議台灣父權結構的強橫,她後來還把名字由父姓的「黃毓秀」改為「劉毓秀」,此外,她更積極推動婦女社福和托育政策,對台灣婦女權益貢獻卓著。[6]

戰後台灣最早的工運也是從客家人開始,1986年新竹玻璃廠發生惡性倒閉的情事,苗栗廠員工於是自行接管工廠經營,由於當時仍是戒嚴時期,新竹地檢署收押了包含彭姓廠長等帶頭的幾個人,六百多位客家員工於是包圍地檢署要求放人,這個案件當時轟動全台,也在台灣創造了由勞方接管資方經營權的先例,更是1987年台灣解嚴之前,客家人率先衝撞政府體制的具體事跡。

    1988年2月發生在遠東化纖新埔廠客家庄的罷工事件,則是台灣解嚴後的第一起工運,事件由員工爭取年終獎金開始,但資方卻無故將工會幹部徐正焜、羅美文及曾興煤等人調職或免職,引來全台各界的聲援與關注。接下來,由黃文淵主導的亞泥橫山廠抗爭事件,以及由曾茂興主導的桃園客運與苗栗客運罷駛事件都是轟動一時的大案件,其中曾茂興更是戰後台灣因工運入獄的第一人。[7]

    農運方面,1987年的東勢客家農民在林豐喜、胡壽等人主導下,為抗議政府的水果進口政策率先組織「農民權益促進會」(簡稱農權會),最後引發全台農民大串連,來自新竹、苗栗、雲林、嘉義、高雄、屏東的農民抗議成員中,絕大多數都是客家人。農民們從1987年底至翌年五月為止,接連發動「1208」、「316」、「426」、「517」及「520」等請願及街頭遊行活動;在「520」事件中,政府曾出動大批軍警鎮壓,總計有130多人流血被捕,這是國民黨政府在解嚴之後出現的首次大規模的街頭逮捕事件。[8]

不過,「客家」,並未在這些運動中狓刻意凸顯,媒體的報導鮮少提到主事者的客家身份,例如,工運領袖羅美文還必須為文強調:「新埔一客家工人的匯集地和工運的策源地」、「一九八八一客家工人帶動全省工運」。[9]

換句話說,1988年之前,台灣街頭的社會運動中有很多「客家人」,但沒有「客家」。

三、        還我母語運動

1987715台灣解嚴,國民黨政權宣告終止長達卅八年的高壓統治;此後,壓抑已久的台灣民間力量向各個領域爆發出驚人力量,除了前述的婦運、農運和工運之外,台灣客家人也另闢結合了族群運動、文化運動、政治運動與自覺運動的「台灣客家運動」蹊徑。[10]

社會運動一般具有三種主要特徵,分別是:1、社會運動其有目的和目標;2、社會運動是一有組織的行動;3、社會運動具有特定的意識型態。[11]台灣的客家人雖然在各種社運中從未缺席,但要符合前述三項特徵的「台灣客家運動」則一直要等到1987年十月創刊的《客家風雲雜誌》出現,它是由生活在台北都會區的一群知識份子邱榮舉、胡鴻仁、梁景峰、林一雄、魏廷昱、黃安滄、陳文和、鍾春蘭和戴興明等人所創辦,它史無前例的為「客家」作為社會運動的訴求,「為客家族群在公共領域上的實踐,提供有發展性的論述空間」[12]

翌年1988年,創辦《客家風雲雜誌》的班底另行籌組「客家權益促進會」,並於1228發動「還我母語運動」大遊行,他們的訴求簡單而醒目:就是「全面開放客語電視節目;修改廣電法20條對方言之限制條款為保障條款;建立多元開放的語言政策」。[13]顯而易見的,這個運動的主軸就是以客家言的存續為基底,進而要求大眾傳播媒體應正視客家族群對營造母語的需求。。活動總領隊為時任《客家風雲雜誌》社長的台大教授邱榮舉,總指揮是當時的省議員傅文政,總連絡人是後來當選新竹縣長的林光華。

這次遊行的成員雖以台北都會區的客家人為主,但也有大批海外客僑團體和來自全台各地聲援的客家鄉親,一萬多人浩浩蕩蕩的從台北市國父紀念館出發,經熱鬧的東區直驅立法院,鄉親們沿途以客家話、福佬話和「國語」向台北市民表達遊行訴求。羅肇錦教授更以客語公開朗讀他寫的「祭告孫中山先生文」,文極幽默生趣,意在諷刺孫中山若還在世,在台灣也會被禁止說母語。[14]

這個運動的內涵大致有兩大層面,一是針對當時國民黨政權的語言政策迫害起而反抗.;另一是客家族群作為弱勢或少數族群,客家人應有對自身文化身分意識之甦醒。[15]

這個運動的重要影響也大致有兩方面,一是就是促成日後各黨各派在競選重要公職時不敢不提「客家政策」;另一是促成更多客家知識菁英投入客家領域的研究,如社會學者徐正光、蕭新煌、張維安,政治學者范振乾、邱榮舉,人類與歷史學者曾振名、李永熾、邱榮裕,語言與文學學者梁景峰、梁榮茂、羅肇錦、彭欽清、古國順、鍾榮富;以及傳播學者黃永達和彭文正等人。[16]

綜言之,1988年的這場「還我母語運動」在接續由《客家風雲雜誌》的文字論述後,是台灣社會首次以街頭運動形式出現的「客家運動」,此後,凡有關客家人以「客家」為名而對抗社會資源分配不公的所有行動,都可視為是這個運動的延續;或者說,台灣社會凡出現以「客家」為訴求主軸的任何形式社運,都以此為起點。

四、        語言與客家

台大教授邱榮舉曾把1988年「還我母語運動」及其之後的「臺灣客家運動」,定位為「臺灣客家文化運動」,基本上是一種以客家文化為主軸的社會運動;[17]蕭新煌教授亦明白指出,形成客家運動的動力有二,一是母語復興,另一是作為弱勢族群的族群身份認同與尊嚴問題。[18]范振乾教授則直指:「客家運動就是客家發聲運動」、「以爭取發聲權作為運動主軸的台灣客家運動,它最大的歷史意義就是,證明客裔的存在是有意義的」。[19]

簡言之,在客家學者眼中,台灣客家運動無疑是起始於對「母語存續」的訴求並沿著這條脈絡發展。

客家母語的存續之所以如此重要,主要是因為語言是族群認同的重要基礎,[20]多數社會語言學家也認同,語言不惟只是溝通的工具,它是文化的一部份,同時也是文化的載體,[21]族群語言的消失就等於該族群的覆亡,一個例證在黃宣範教授在調查雲林和彰化的客家人時,證實了完全不會說客家話的福佬客,已完全不認同自已是客家人。[22]。在這層意義上,文化與語言的一致性即在於其「結構」,易言之,語言消亡則等同文化解構,即等同族群的滅亡。

語言學者Kloss曾提出語言死亡的三種型態:一是無語言變遷之語言死亡,例如一個語族滅絕;二是因語言變遷引起的語言死亡,即該語族不存於一個緊密社區裡,或屈服於另一個以科技為文本的現代語族之中;三是經過變形的名義上的語言死亡,比如一個語族不再使用原來的語文讀寫,改用另一個關係相近的語文形式。[23]

在台灣,客家語的狀況與存續危機相當接近前述第二種型態,而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一般認為主要來自政治因素。[24]語言的「政治工具」性格因而使它成為當權者的利器之一。[25]台灣史上,這種語言與政治的關聯性,在日本殖民政府與國民黨的威權體制中,表現得一覽無遺,這兩個強勢政權在執行語言政策時都有個共同點,就是實施單語化的語言規劃(language planning)

具體的措施大致上分成四個階段,首先是規定某一種語言為官方語言,禁止使用某些語言;第二是將該標準語規範化,並作為政府、媒體、法院以及學校的用語;第三是推動標準語的功能並使之落實,像是作為就業或取得執照的基本要求;第四是擴大標準語的功能層面,使之適用於各種不同的情境。[26]

以日本殖民政權為例,1895年日本領台,首任台灣總督樺山資紀於抵台第二個月(18956),即在士林芝山岩開辦日語學校,擬藉由語言的同化達到民族同化以遂行其殖民統治的目的。第十七任台灣總督小林躋造於1937年下令台灣各族群人民禁用母語,廢止報紙的漢文專欄,即所謂的「皇民化運動」。1940年推行「國語家庭」運動。「日本殖民政府的語言政策到了1930年時已經成功發展成一個普及網路。1932年台灣人會曉日語的人有22.7%,到1940年已經有51%,1944年,這個比率增加到71%」[27]

國民黨政府則於1945年從日本政府手中接收台灣,翌年即由行政長官公署設置「台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推行語言政策的手法與日本殖民政府相似;不過日本在統治台灣四十二之後,才在1937的皇民化運動中禁止台灣人使用母語; 國民黨則迫不及待的在治台十一年之後,1956年即禁止各級學校使用方言,違者罰一塊錢並掛狗牌。翌年更限制《教會公報》使用台語的羅馬拼字。

其具體推行的國語政策尚有:1963年頒布「廣播及電視無線電台節目輔導原則」,規定「播音語言應以國語為主,方言不得超過50%」。1964年省政府通令機關學校「辦公時間,必須一律使用國語」;1972年教育部函令三家電視台「閩南語節目每天每台不得超過一小時」。1975年沒收羅馬字版的《台語聖經》。1976年行政院公佈「廣播電視法」,規定「播音語言應以國語為主,方言應逐年減少」。[28]

有人曾把國民黨的國語政策稱為「類皇民化教育」,「其霸道是史無前例的」[29]。另依據蘇蘅教授的研究,國民黨政府的語言規劃及行動策略是以教育為主,以大眾傳播為輔;由於國語運動推行期間,正值廣電媒體萌芽發展之際,國民黨政權利用廣電媒體執行其單語語言政策的影響不言可喻。

1987年解嚴以前,由於廣播的方言節目依法不得超過全部節目比例的百分之四十五;電視方言節目最多只能佔十分之一,各電視台除了偶而播出閩南語節目之外,客家語及原住民語幾乎不曾出現在電視台的節目裡,已使得新一代的台灣人多數不再使用母語溝通,其中又以客家語及原住民語的情況最為嚴重。[30]

1988年底的「還我母語運動」便是在這種背景下發展出其運動軸線,這個運動不僅對當代客家人很重要,它同時也是台灣人在接受將近一百年的「國語教育」之後,首度由客家人率先發難而向執政當局發出的怒吼。

 

五、        政策回應與客家運動的再接續

無疑的,台灣客家運動至少就短程目標來說,就是一場持續在爭取客家母語存續的運動,但要營造足以使母語存續不絕的環境,絕不有家庭傳承一環,它可能牽涉的範圍還包括學術、社會、文化、政治、經濟甚至立法等諸多層面,因此不可能畢其功於「還我母語運動」一役。

邱榮舉教授因此把台灣客家運動分成三個階段,即:(1)民間發起抗爭時期(1987~2000) (2)官方主導推動時期(2000~2004), (3)官民共同發展時期(2004~);他說:

在1987年到2000的民問發起抗爭時期,其實就是1987年臺灣解嚴到2000年臺灣政黨輪替時期,是為了向中國國民黨執政的政府,爭取客家人應有的尊嚴、地位及基本權益;第二年接著推動「1228還我母語」運動,因為沒有客家話就不會有客家文化,沒有客家話,客家人就等於被滅絕。而第二個階段的官方主導推動時期是從2000年到2004年,是官方主動推動客家運動時期,民主進步黨執政的政府成立「行政院客家委員會,正式開始推動客家政策。再者,從2004年開始的第三階段,應該是官民共同發展的時期,以長程目標來說,是推動「客家文藝復興」;以中程目標來說,則是在推動「臺灣客家文化運動」。[31]

教授的這種分期方式至少表現了兩個重要的意義:一、「台灣客家運動」是一個仍在發展中且成果有待觀察的運動;二、要檢驗執政當局對「台灣客家運動」是否做出善意回應,仍是以語言政策為觀察指標。

在這個檢驗向度之下,2000年之前長達十三年的「台灣客家運動」,成果卻是相當有限且進程緩慢。首先是1988年在「還我母語大遊行」之後,當時的國民黨執政當局雖迫正視客家人的需求,在1989年元旦,推出有史以來第一個電視客語節目「鄉親鄉情」」,但卻延至兩年後(1991),才勉強讓當時僅有的台視、中視、華視三家無線電視台,自週一至週五每天開播每天15分鐘的客語新聞,執政當局的這些措施,因此被客家族群視為敷衍應付。[32]

一群有客家有志之士因此在1991年成立「台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簡稱客協HAPA),並提出「新个客家人」主張。具體的操作則分做兩條路線,一是在客家菁英努力下,突破種種困難,設立客語專業電台─寶島客家電台。但這個電台成立之後不但未獲當局支持,還屢屢被政府拆台,直到1996年才獲准成立[33]

另一條路線則是在1994年成立「新客家助選團」,支持願意提出客家政策的候選人,但在當時的政治氛圍之下,僅有欲參選台北市長的陳水扁重視客家運動的訴求,他因此在競選政見中首創台灣政壇上的「客家政策白皮書」。[34]陳水扁當選台北市長之後陸續設立客家文化基金會、客家會館、客家藝文中心、並編寫台北客家發展史等等,落實其客家政見。

但儘管如此,客家運動者仍持續以「母語存續」的基調檢驗官方的客家政策,例如,1995年全國客家權益行動聯盟,持續要求增設客家公共電視節目及三台客家節目時段,1997年苗栗縣長候選人徐進榮的政見也要求國民黨政府逐年編列預算,設立台灣客家公共電視台。1998年范振乾在「還我母語」運動十週年感言的文章中提到成立全國客語廣播電視連播網。2000年總統大選陳水扁的客家政策白皮書,也承諾當選後將支持無線和有線頻道經營客家節目,張維安教授出,這些都和客家的,「發聲運動」有著密切的關係。[35]

接下來的台灣客家運動自2000年開始,官方的回應一般都獲得客家運動者相當程度的肯定,主要是因為2000年陳水扁當選總統之後,翌年6月即依其競選承諾成立「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備期間由學者徐正光奠定客委會的法源基礎及職掌,負責執行官方的客家政策。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的具體作為包括首任主委范光群(2001.6.14~2002.2.1)推動客家文化節;第二任主委葉菊蘭(2002.2.1~2004.5.19)任內推動在國立中央大學、交通大學及聯合大學成立客家學院、成立客家電視台、舉辦客家桐花祭活動,訂定客家文物館的興建、擬出客家文化產業發展計劃並在雲林、彰化等地推出「福佬客文化節」活動。

第三任主委羅文嘉(2004.5.20~2005.3.14)提出的「文化造鎮、客庄再生」的社區營造運動,並針對年輕朋友推出的「築夢計劃」;第四任主委李永得(2005.3.14~2008.5)的施政主軸在於把新客家運動列入國家重大發展計劃,他在推動南北兩大客家園、完成初、中、高級客語認證教材、促進客家學術研究、強化客家聚落的社會經濟競爭力,推動客家庄環境再造,推展客家廣播多媒體傳播、推動國際客家非政府組織網絡以及發展「客家議題」外交等方面,多所建樹。[36]

台灣客家運動的發展,可說在民進黨的執政下取得了不少成果,範圍也從語言文化議題擴散到政治、社會、文化、經濟和學術等各層面。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客家菁英份子仍是依循著自「還我母語運動」以來的檢驗標準,在各個領域檢視客家語的環境營造,例如不斷有人關心各客家學院的師資是否客家學者太少、客家語是否該列入必修課程、或如何營造各級學校的客語無障礙環境等。再如台大教授彭文正即長期關心電子媒體使用客語傳播的狀況。[37]

此外,台灣客家運動亦促使了「客家研究」蓬勃發展,它的研究對象包括客家產業、文化、社會、政治、歷史、語言;研究領域涵蓋社會學、人類學、史學、語言學、傳播學以及政治經濟學等等。依張維安教授的說法,台灣的客家研究已具有實證的、詮釋的、反思與批判的三大社會科學特徵,儼然已成為一門綜合性學科的「客家學」[38]將有助於客家的發展與論述。

六、        結語

1987年由一群客家菁英創辦的《客家風雲雜誌》,開啟了台灣社會運動史上首度出現以「客家」為主軸的社運,19881228的「還我母語運動」大遊行,不但把這個訴求化為實際的街頭抗爭行動,也從此展開了持續至今廿年的「台灣客家運動」。

本文循「還我母語運動」的三大遊行宗旨,發現廿年來的「台灣客家運動」,雖在2000年後獲得政府政策的支持而呈現多領域及多面向的發展,但仍不脫其最初以「客家語存續」並積極營造媒體與社會母語環境的初衷。

簡言之,「客家」的存在與「客家語」的存續,向來就被視為一體之兩面,因之,客家菁英們在客家運動中所推動或爭取的種種措施與訴求,在2000年獲得官方政策支持後,表面上雖呈多元或多樣性風貌或成果,但事實上若從菁英們致力於客家語存續的軸線觀察,就不難發現台灣客家運動正是依循以母語為基礎的客家意識脈絡前進,時至今日,無疑已取得相當傲人的成績。

依同理推論,本文亦認為,只要客家語在台灣社會環境中仍存有傳承危機之疑慮,那麼「台灣客家運動」也就將持續下去。

 

 

 

 

 

 

 

 

 


 


* 作者為國立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候選人、玄奘大學兼任講師。

[1] 參閱邱榮舉、謝欣如,〈台灣客家運動與客家發展〉,收於台灣客家研究學會編,《台灣客家運動20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國立臺灣大學客家研究中心,2007),頁1-38

[2] 參閱蕭新煌,〈台灣新興社會運動的剖析〉,收於蕭新煌等著《壟斷與剝削:威權主義的政治分析》(台北:台灣社會研究基金會編,1989),頁9-32

[3] 參閱彭懷恩,《台灣政治發展的反思》(台北:風雲論壇出版社,2000),頁294                  

[4] 參閱邱彥貴、吳中杰,《台灣客家地圖》(台北:貓頭鷹出版社,2004),頁147-154

 

[5] 例如范正祥,〈呂秀蓮批少數人挑撥族群問題〉,《自由時報》2004/02/18,政治新聞版。

[6] 參閱薛雲峰,《快讀台灣客家》(台北:南天書局,2008),頁204

[7] 以上參閱羅美文,〈客家工人與工運〉,收於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編,《客家文化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客家雜誌社,1994),頁307-319。或薛雲峰,《快讀台灣客家》,頁205-206

[8] 參閱鍾秀梅,〈解嚴後合灣農民運動─試以客家農運經驗分析〉,收於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編,《客家文化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客家雜誌社,1994),頁293-306

[9] 請參閱羅美文,〈客家工人與工運〉,收於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編,《客家文化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客家雜誌社,1994),頁307-319

[10] 參閱邱榮舉、謝欣如,〈台灣客家運動與客家發展〉,頁9

[11] 參閱Neil J. Smelser著、陳光中等譯,《社會學》(台北:桂冠圖書公司,1990),頁626

[12] 蕭新煌、黃世明,《台灣客家族群政治史(政治篇上冊)(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2001),頁367

[13] 參閱張維安,〈客家傳播傳:以政黨為槓桿的社會運動〉,收於《台灣客家運動與社會發展研討會》(台北:台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2004),頁1-16_

[14] 參閱羅肇錦,〈以「祭國父文」反襯中山先生與客家運動的破與立〉,收於台灣客家研究學會編,《台灣客家運動20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國立臺灣大學客家研究中心,2007),頁1-15

[15] 參閱蕭新煌、黃世明,《台灣客家族群政治史(政治篇上冊)》,頁360

[16] 薛雲峰,《快讀台灣客家》,頁208

[17] 參閱邱榮舉、申雨慧,〈臺灣客家運動之緣起與發展─以《客家風雲》雜誌為探討中心〉,收於《台灣客家運動與社會發展研討會》(台北:台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2004)

[18] 參閱蕭新煌、黃世明,《台灣客家族群政治史(政治篇上冊)》,頁263

[19] 參閱范振乾,〈文化社會運動篇〉,收於徐正光主編,《台灣客家研究概論》(台北:台灣客家研究學會,2007),頁417-447

[20] 參閱施正鋒,<語言的政治關聯性>,收於施正鋒編,《語言政治與政策》(台北:前衛出版社,1996),頁63

[21] 參閱周慶華,《語言文化學》(台北市:生智出版社,1999),頁2-4

[22] 參閱黃宣範,《語言、社會與族群意識》(台北:文鶴出版社,1999),頁52-54及頁223

[23] 參閱 John  Edward著、蘇宜青譯,《語言、社會和同一性,(Language, society and identity,)(台北:桂冠圖書出版社,1994),頁74

[24] 參閱施正鋒,<語言的政治關聯性>,頁53-80

[25] 參閱黃宣範,<語言、社會與族群意識>,頁75

 

[26] 參閱黃宣範<語言、社會與族群意識>,頁114-117;或施正鋒,<語言的政治關聯性>,頁58

[27] 參閱李勤岸,<語言政策與台灣獨立>,收於施正鋒編《語言政治與政策》(台北:前衛出版社,1996),頁139

[28] 以上參閱李勤岸,<語言政策與台灣獨立>,頁138-140

[29] 參閱洪惟仁,<台灣的語言政策與語言問題>,收於《台灣語言危機》(台北:前衛出版社,1995),頁42

[30] 參閱蘇蘅,<語言(國/方)政策型態>,收於《解構廣電媒體》(台北:澄社,1993),頁223-272

[31] 參閱邱榮舉、謝欣如,〈台灣客家運動與客家發展〉,頁23

[32] 參閱張維安,〈客家傳播傳:以政黨為槓桿的社會運動〉,頁4

[33] 參閱范振乾,〈「尊嚴、希望與和諧一一客家雜誌發行一百期之回顧與前瞻」〉,收於《存在才有希望》(台北:前衛出版社,2002),頁96

[34] 參閱梁榮茂主編,《看見台北客家發展研討會議論文集》(台北:台北市政府民政局,1998)

[35] 張維安,〈客家傳播傳:以政黨為槓桿的社會運動〉,頁5

[36] 參閱丘昌泰,〈政策篇〉,收於徐正光主編,《台灣客家研究概論》(台北:台灣客家研究學會,2007),頁534-562

[37] 彭文正,〈客家電視收視群與時段經營策略分析〉,收於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網站,網址:http://www.hakka.gov.tw/ct.asp?xItem=8611&ctNode=581&mp=298,查閱日期:2008/11/27

[38] 張維安,〈客家學的構成要素〉,收於中央大學網站,網址:http://140.115.170.1/Hakkacollege/big5/network/paper/paper25/41.html,查閱日期:2008/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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